编辑按：对于读者来说，人民教育出版社并不陌生。从幼年到成年，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人教版教材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将迎来她的50华诞，众多与人教社有着密切联系的教育专家和编辑们没有忘记这一天。他们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与人教社相濡以沫的几十年风雨历程。本报将分两期推出有关人教社的报道，让我们共同关注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人类即将迈入新千年，跨入新世纪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迎来了她的50华诞。我们举杯欢庆，纵情高歌，为庆贺昨天的辉煌历程，更为憧憬明天的美好前景。
1950年12月1日，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诞生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50年，是中外出版史上史无前例、独辟蹊径的50年，是融古今中外教材百家之长，走继承、借鉴、改革、发展、创新之路的50年。50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伴随着共和国教育事业、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脚步前进，同时也为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获得了不少殊荣，许多图书相继获得国家图书奖，优秀图书奖等。近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经济效益逐年增长，目前年上缴国家利税达两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
人教社的发展凝聚着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的关怀，体现着三代领导人对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关心。1950年12月1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新建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了社名，并责成有关部门从全国调集专家学者和知名教师充实人教社力量。
1978年，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把历经“文革”磨难已星散各地的原人教社人员调回北京，并亲自批示调拨10万美元外汇，引进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材和教育图书，供编写教材时研究、借鉴，参考。l983年，邓小平同志又欣然命笔，为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题写所名，使人教版教材的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2000年春天，江泽民总书记亲自调阅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并于3月12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初中、高中的历史、地理教材。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各级干部要加强历史、地理等知识的学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亲切关怀，是对青少年学生历史、地理教育乃至各级干部学习历史、地理知识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充分肯定、鼓励和鞭策。没有三代领导人的关怀和关心，就没有人教社的今天。
人教社有今天，还有赖于她有坚强后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领导和关怀，教育部的历届领导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长倾注了智慧和心血。现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副部长吕福源、王湛等领导同志都曾亲临视察和指导工作。没有教育部的领导和支持，就没有人教社的今天。
人教社有今天，也倾注了历届领导班子的聪明才智和领导才干。此时此刻我们更加缅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奠基人、前任社长兼总编辑———我国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叶圣陶先生的丰功伟业。没有老一辈的驾驭和开拓，就没有人教社的今天。
人教社有今天，更因为我们有一个团结、敬业、充满活力和特别能战斗的团队。没有人教社全体员工的艰苦创业、继往开来，改革创新、无私奉献，就不会有人教社的今天。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各级领导，教育部门、出版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特别是广大教师和学生对人教社的关心、支持和厚爱。没有他们，人教社也不可能有今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为人教人，我们自豪，因为人教社50年的奋斗为共和国的教育事业书写了辉煌的篇章；作为人教人，我们又有压力，因为社会发展，我们已不处于一花独放的环境之中。因此，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审时度势，把握定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办出特色，质量取胜。
面对新的世纪，新的使命，我们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中国的教育事业正在大发展，中国的出版业也在改革中前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将抓住这个机遇，决心在教育部党组和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和出版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服务，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出版企业，以主业带动多元化经营，促进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集团的形成，为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为壮大中国的出版产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韩绍祥
总编辑 魏国栋
从学生到社外编者，直至成为兼职研究员，伊道恩说，自己从当学生的时候就用过人教社编写的教材，可以说是人教社育他成长。后来伊道恩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吸收他为研究员，参与了人教社教材的编写。在和人教社合作的过程中，刘国正等先生对伊道恩在如何为人治学上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治学严谨，为人谦和，团结了全国语文教育界方方面面的精英，其中既缘于事业做为粘合剂，也缘于他们个人的魅力。
五十年来，人教社一直是全国教育出版界的领头羊，既是老社，也是名牌社，最具权威性，承担着国家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所编写的教材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上至已退休的老人，下至正在上学的儿童，都用过或用着人教社的教材。人教社在教材建设、理论传播、经验推广和教改推动上功勋卓著，同时带起了一支高水平的兼职教材编写队伍。人教社的教材集中了教育界的智慧，体现了先进的思想，他们出版的书刊为教育理论的传播和普及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人教社具有人才优势，教学专家荟萃，他们编写教材积累的丰富经验，别人无法取代。人教社编写的教材标准高、层次高、格调高，目前还没有哪个高教出版社能够企及。
近几年来，伊道恩在天津倡导语文实践课，并编成了教材，被人教社的编辑们发现后，吸收到全国统编教材中。对于伊道恩来说，一方面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认可而感激，一方面也为人教社的编辑们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胸襟所折服。这说明人教社注意观察吸收基层的创造并及时加以推广。
过去的50年，人教社成就辉煌，而未来更是任重道远。当前正是中小学教育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课程改革是教改的核心，与教材编写密切相关。伊道恩说，这预示着教学大纲和教材需要继续改进，人教社面临着新的挑战。21世纪肯定需要水平更高、更切合中国国情的教材，这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为第一线的老师和学生提供好的教材，我想他们一定能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
本报记者 张振胜
10余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彭奕欣和其他教育专家一起编写了由人教社出版的《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学大纲》和《普通高中生物教学大纲》，在共同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他们配合默契，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与人教社合作中，彭奕欣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观念的转变。他说，过去我们老先生的传统观念认为，编教材的人员少一些似乎更好，这样可以一气呵成，上下连贯。而现在在邓小平同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教社的中青年编辑给了老先生们很深的触动。他们谦虚好学，不辞劳苦，认真求教，大量调研，参考钻研国内外资料，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反复修改，以期用最快的速度达到最佳的效果。这令老先生们看到了教材编写方法改革的重要性，从而彻底地转变了旧观念。
彭奕欣举出了他参与编写的最得意之作———1997年由人教社出版的《高中生物教材》，这套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图文并茂，而且知识丰富，深入浅出，表达清楚，堪与国外同类教材媲美。他们在学校试教过程中，发现同学们对这套教材兴趣颇浓，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彭奕欣说，这套书以如此快的速度，如此好的质量投放市场，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也是以前保守、滞后、闭塞的编写手法做不到的。同时他由此看到一种编写教材的好办法，那就是有经验的专家＋勤劳能干的编辑＋社会资源和力量＝好教材。
本报实习记者 富晓星
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地理特级教师王树声一直在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与人教社的合作已有近40年的时间。其间王树声几次参与了人教社地理教学大纲的制订和教材的编写。作为新地理教材的编委，王树声说，新教材更加注重对学生技能的培养，新增加的技能篇即由王树声编写。目前教材已经在10个省开始实验，但最大的问题是教师的观念急需改变，有一些老师还是延续沿袭的老传统，不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不注重新教材让学生参与教学的特点。王树声说，教材是学生发展的依据，体现国家培养人才的要求。大纲、教材、老师、学生、考试是相互联系的，要重视过程，不能只重视结果。教材要给老师和学生提供一定的空间，过去我们以传授知识为主，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要加强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做到身心发展并重。
王树声认为人教社在教材建设上是功不可没的。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出版社，人教社有着很强的编辑队伍，最近几年更加关注国内外的新动态，加大力量进行科学研究，这一次的新教材代表了地理科学发展的方向及学生的需求。另外，在教师的培养上人教社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教材推广后，人教社进一步开展了教师培训工作，使师生们能更快地接受和领会新教材中的内容。王树声说，人教社的教材在编撰上是比较严谨的，编辑能够根据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加强教材的教学性，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本报记者 祝晨阳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特级教师、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委员曹侠从1959年开始和人教社接触，在此之前，新中国各省市统一使用人教社的教材。1959年北京成立教材编审处，负责北京市的教材编写工作。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的曹侠调入该处，从事北京市小学数学教材的编写。此后经常参加人教社组织的教材编写工作。如1982年出版的全国中师使用的《小学数学基础理论和教法》（上、下），曹侠参编了下册；1988年，根据同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初审稿）》编写的、与陈宏伯、周玉仁共同主编的《小学数学教学指导书》，1990年出版的与李润泉、陈国盛共同主编的《小学教师之友·数学卷》。
曹侠深情地回顾了和自己打了多年交道的人教社的一些老编辑、老专家。他们大多已经退休在家，有的已经不在人世。她特别提到了人教社的老编辑曹飞羽先生，她介绍说，苏联的“普乔科教学法”就是曹飞羽最早译过来的，他治学非常严谨，观点明朗。精通俄、日、英几国语言，多次参加过相关的国际会议，到国外讲学，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曹侠说，曹飞羽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正直的为人对她的一生影响很大。
与人教社40多年的交往中，曹侠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人教社在中小学的教材建设上确实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78年编的那套教材，总结了国内外教改的经验，从内容到编排体系都有重大改进，开创了小学教育改革的新阶段。二是对个人来说，人教社的老专家、学者那种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对她影响很大，使她终生受益。曹侠认为，由她主编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试用课本（数学）》之所以能这么受老师们欢迎，与人教社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本报记者 戴书伟
一个冬日的下午，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洒在铺满落叶的路上，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一套普通的寓所内，我有幸拜访了78岁的钟善基教授。他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声音洪亮，谦和、慈祥又很开朗。
一谈起人民教育出版社，钟善基说：“我可以称得上人教社中学数学编辑室的第一位客人。那时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建立，首先的工作是为新中国的教育准备教材，在旧的教科书的基础上，组织北师大和北京各中学的老师编写了《中学数学精简纲要》，由当时北师大教务长兼数学系主任傅仲孙负责。我是编写组里最年轻的，因此，傅先生派我与人教社联系，这样，我就成了中学数学编辑室最早的客人。”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通用的这套精简本，起到统一教本的历史作用，结束了课本供应的紊乱局面。该精简本是对解放区的算术课本和比较通用的旧课本进行修订或改编而成，在传统的初等数学内，用传统的讲法讲授，教师也比较熟悉，大多数学生能接受，受到很大的欢迎。同时，精简了许多不必要、重复的内容，但又保存其完整和系统性，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满足了当时学校的需要。
钟善基1950年开始参与编写《中学数学精简纲要》时年仅27岁，后参加起草新的中学数学课程标准，历时一年，“那时侯，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在和平门讨论工作”，钟善基回忆起往事显得很兴奋。1951年，教育部第一次中等教育大会召开，中央决定学习苏联，这套课程标准没有被采用，但人教社在以后的历次教材改革中，均拿来给钟老等专家看，以征求意见。因为中小学教育苏联是10年制，我国是12年制，采用苏联的教材后内容相对减少，中学数学没有解析几何，对此，钟善基很中肯地说，“采用苏联教材期间，高三毕业生学的比以前少了点，但对普及基础教育来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钟善基1945年毕业于北师大后，初任教于北师大附中，后一直在北师大工作，是地地道道的北师大人。在简朴的客厅里，我注意到在一边的墙上挂着启功先生为钟善基从教50周年书写的一副字———“桃李芬芳”。“那是1993年的事，我1945年参加工作，但在1943年就开始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私立学校聘请北师大高年级学生任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所以从那时算起，到1993年时已有50年了。”钟善基一生从教，弟子极多，人教社很多编辑就出自其门下。1990年，67岁的钟善基办理退休手续时，左手拿退休证，右手接返聘书，至今仍然在三尺讲台上耕耘不止。
本报记者 黄松飞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张诚教授从1991年开始参与历史教材审查及顾问，他说，历史教科书不仅使人们回顾过去，还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张诚认为，人教社无论是质量、编辑水平，还是改革思路，都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各界人士有目共睹的。人教社密集了众多专家、学者，近年来，也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研究员。他说，目前最好的历史教材是人教社最近出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套教材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性，渗透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比较活泼地把中国社会发展必然性介绍给学生们，使学生能很快接受。这套书是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好教材，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人教社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书中的内容不仅介绍中国的国情，还涉及国外，使青少年更加了解世界。他们选用第一手材料，在出版前，总会听取各地老师、学生的意见，该社还举办历史讲座，来获得更多的反馈信息。
随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了解，历史教育应更适应时代的潮流。张诚说，自从参与人教社研究以来，他自身也学到不少知识，能重温祖国历史，对自已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的发展是在历史大背景下发展的，这种教育，不仅对学生有用，对一般基层干部也有很大的帮助，多读历史类的书，能震憾人们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有了这种激情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
本报记者 李萍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省教育厅厅长邵宗杰在5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人教版的教材，那时，他还担任小学老师。1954年，邵宗杰开始在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任教，经常接触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改革问题。1975年到省教育厅工作，一直关注着课程教材问题和人教版教材的改革，还直接参与主持了两套教材的编写，对教材编写中甜酸苦辣有切身体会。
他说，中小学的事，以教师在教什么和学生在学什么，以教师怎样在教和学生怎样在学最为重要，尤以前者为根本。无论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方向、教学质量，我们的体制改革都是围绕这个核心，人教社成立50年来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目前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根据课程教材。人教社集中了全国课程教材专家，担当起教科书的编写任务，一直在不断研究改进。
邵宗杰说，课程教材只有一套是无法适应的，我国不光地方大，而且情况有很大差别，课程教材的多样化应该是教育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报记者 张振胜
著名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江苏情境教学研究中心的李吉林开始时并不认识人教社的任何编辑，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她最先看到的是人教社的教材，看了后觉得人教社确实是权威的出版社，编写的教材可信度很高。给她印象最深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教社新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这套教材深深地吸引了李吉林，以致使她放弃早已熟悉的中高年级的教学，下决心不光要使用这套教材，还要研究它的来龙去脉。李吉林说：“一方面是时代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有了具体的好教材。没教材让我从何处出手？我从一年级开始教起，连续教了5年，人教社的书从第1册到10册我都亲自用过。同时，也开始了‘情境教学’的探索。”
有人教社的教材作为基础，李吉林“情境教学”实验取得了成功，通过情境的创设再现课程情景，不再是单纯的认知，而是把儿童情感和认知融合起来。实验证明，通过“情境教学”，学生取得较好的成绩，有3／4的同学考上省重点，平均分的优秀率超出一般学生的5倍，作文则超出12倍。李吉林因此非常感谢人教社的教材，每次看到都觉得非常亲切。
近几年，李吉林参加了人教社的教材审查工作，她认为人教社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符合儿童学习语文的规律。同时，她有机会接触历届人教社的领导，从社长、总编到编辑室主任，发现他们不只是领导，而且是学者，使她对人教社产生亲近感。
李吉林说：“人教社对学校第一线所做的实验非常关心支持，如1998年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特地扶持我们成立情境课程研究中心，吕达副总编亲自参加学术活动，给予指导，编辑室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这对于推动基层的研究工作发展，支持情境教学，为校本课程打下基础和铺垫，走在了全国前面。目前，人教社的教材日益完善，下一步根据教育部改革方案再做新的调整后，将会更富有时代气息。”
本报记者 舒晋瑜
50年代最初几年，中学物理教材一直是翻译苏联教材，后来人教社的董振邦等人开始参照苏联教材着手编写新中国自己的教材。现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张三慧就是从那时参与编写工作的。张三慧回忆说，当时，人教社比较注重中学与大学的衔接，所以经常把编书提纲、初稿寄给他，让他找问题，提意见。
张三慧印象最深的是老编辑们工作的认真程度，他们经常是逐句逐段的推敲，文字功夫也很扎实，因此他们编出的教材比较精炼、简洁，概念、结论明确，比较符合中学生的实际情况。他不无担忧地说，80年代末开始，中学教材实行了一纲多本，教材出版多样化了，这是好事，但科学本身是成体系的，无论编写形式怎样变，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特别是作为中学教材，还是要保持相对稳定的好。当然，教材应随着科学的进步而相应地增删一些内容，形式和外观也尽可能的更漂亮些。这方面，人教社做的就比较好，继承了其原有的作风严谨、文笔简洁、注重基本概念、理论联系实际等优点，不搞那种花里唿哨的东西，不搞那种空对空、学究式的东西。从实际效果来看，学生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做法的。
张三慧认为，人教社在出版中小学教材方面具备人才优势，又肯下功夫，因建社时间长而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等，是其他同类出版社难以企及的。人教社40年来的接触，使自己和中学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教学过程中比其他老师相对更多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讲课时就更有针对性，也更多地联系了实际。
张三慧认为，今后的中学物理教材的发展方向应是注重对基本概念、定理的简明阐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联系现代化。即实现教材的三化：科学化、实际化、现代化。
本报记者 戴书伟
 |
